4月25日，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的“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明确平台企业劳动保护责任”等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有效化解中国数字平台巨头与平台劳动者之间劳资矛盾的步伐，值“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如何化解平台经济与数字零工之间的矛盾”庆五一专家座谈会暨第二十九期民盟上海法制沙龙，籍上海社会科学院党的诞生地资料中心成功召开。

本次座谈会由上海社科院绿色数字化发展研究中心与民盟上海市委法制委员会联合主办，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协办。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市人大代表王振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著名经济学家张兆安教授，上海市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法制委主任厉明律师，基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局邮件接发员柴闪闪，知名数字经济学者、上海社科院绿⾊数字化发展研究中⼼主任、清华⼤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易教授，《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副院长裘正义博士，知名劳动法专家、民盟上海市委法制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陆敬波律师，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福利保险处处⻓杨永华，新华社上海分社经济部主任何欣荣等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并先后发言。新华社、《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多家主流媒体亦派员出席。

座谈会由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王振教授主持。首先，他对全体与会代表对“如何化解平台经济与数字零工之间的矛盾”这一严肃主题的热切关注与积极参与表示了感谢，同时简要介绍了当前世界范围内平台经济和数字零工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在讲到数字零工时，王振引用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说过的一段话——“有的一人打几份工，很辛苦，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社保补贴，特别是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问题，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这也有利于灵活就业市场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他认为，一人打几份工不仅辛苦，还面临着“工伤”“意外”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作为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一人打几份工应该有“共情”。正如总理所言，应该给他社保补贴，特别是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问题，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在今天这个数字社会，数字零工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与支持、关切和关怀，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带着坚韧与奋斗，坚定地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厉明律师代表民盟上海市委法制委员会致辞。在致辞中，厉明指出，平台经济的确是个新事物，给民众日程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和诸多便利，但是，同时也带来很多法律问题和负面影响。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厉明曾经针对处方药网络交易提出过一个增强监管力度的议案。他说，现在网上买药很方便，有人就在网上成功的买到了一种可以实现自杀用途的处方药，最后“成功”自杀了。尽管厉明提及的处方药网络交易平台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平台经济”，但是，也足以折射出新事物一定具有“两面性”的基本逻辑。

知名数字经济学者、上海社科院绿色数字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易教授以《共享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为题作全场引导性发言。

李易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共享”、“平台”、“零工”从来就不是什么新概念，使之真正上升为新经济形态的关键底座是日渐成熟的信息通信技术。当然，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的发源地美国，除了信息通信技术之外，数字资本利益集团更是利用大规模的市场营销、智库报告、政府游说等一系列组合拳对共享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进行高度美化，使之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以及生活潮流，由此而来，为数字平台打工变成了一种时髦的创新创业，事实上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被包装成了一种创业合伙人关系，加之众多大牌媒体和名校商学院的推波助澜，劳动者自己也不知不觉渐渐集体无意识的认同其身份就是第三方独立承包商而非被雇佣者。一旦缺乏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平台资本就不必为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买单，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谈及零工经济，李易特别点名《The Gig Economy》——这本由美国考夫曼基金会研究员黛安娜·马尔卡希写作的个人专著在中国公开出版时书名被译为《零工经济：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这是一本典型的充斥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的洗脑之作，公开为零工经济涂脂抹粉，大肆鼓吹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零工思潮。按照该书的新潮观点，年轻人根本没必要期待一份固定的工作，相反，他们应该每隔三五年就换一份工作，这才是自由自在充满梦想的人生。李易进一步指出，根据他的研究，当前零工经济仰赖的所谓创新模式，其实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建筑业反劳工策略的借尸还魂，通过将公司的劳动力重新分类为独立承包商，通过消减劳动保障福利至少可以降低三成的用工成本。显而易见，这对用工企业及其背后资本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但是对社会来说则是文明的倒退。

在中国，类似美团、饿了么、达达快送、滴滴出行等数字平台巨头，旗下动辄拥有几十上百万劳动者为其服务，但是，这些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在工作期间却几乎享受不到任何来自平台的劳动保障福利。零工模式带给数字平台巨头们的好处可谓两全其美：既能节省下巨额人力成本，又能轻轻松松置身于劳务纠纷之外。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的一字之差，让劳动者所能获得的法律保护天上地下。我国现有关于劳动者的各种保障体制，基本都以劳动关系的建立作为前提。只要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灵活就业者基本就无法获得有力的权益保障。

李易亦认为，在英美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为保护优步、爱彼迎等旗下平台经济劳动者权益付诸行动的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定可以做的更快更好。

在李易引导性发言之后，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张兆安教授率先进行了点评发言。

首先，他非常认可李易在其发言中的一个比喻——在这个数字时代，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其实就是数字麦田里的农民和数字矿山里的工人。张兆安教授认为，为农民和工人发声，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天职与本分，五一前的这次座谈会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

作为资深经济学家，张兆安教授表示，无论“经济”的前缀多么光鲜靓丽，经济终归是经济，必须遵守基本的经济规律，必须兼顾商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消费者骂骂咧咧、劳动者惨惨戚戚，再时髦的新“经济”也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好“经济”。遗憾的是，在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新经济企业家们试图利用所谓共享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来规避现有的法律法规，到头来却是害人害己。另外，他还指出，不管用工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终归要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因为你是新“经济”，就不需要给劳动者交社保了，五险一金就可以免了，这肯定是不对的。基本的劳资关系还是要清晰，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还是要保障。

谈到“五一”国际劳动节，张兆安教授指出，劳动最光荣，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善待其他劳动者理所当然，尤其要善待所谓“底层劳动者”，这是最需要社会善待的劳动者阶层。他说，我们经常在新闻媒体上看到，城市里交通事故出的最多的就是快递和外卖，因为着急啊。迟到个几分钟，消费者就着急上火，一投诉，平台就罚款，直接影响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对快递和外卖小哥，迟到五分钟十分钟我从来不计较，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谅解。人家是以生命的代价来给你送东西，这一点大家务必要搞搞清楚。”

作为心脑循环血液动力学领域的学术权威，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丁光宏教授的发言，可谓既跨界又深刻。“非常高兴，在五一即将到来之际，参加这么一个座谈会。问题是，我既不是法学家又不是经济学家，凭什么发言？后来，我想了想，我还是有身份的，我是一个光荣的劳动者。”在他看来，李易教授做了一个很好的引导性发言，尽管话题有点沉重，但的确引发了深度的思考。这几年来，聚焦消费的中国数字经济，确实在全世界独领风骚。一个特别大的个人感受是——在中国，哪怕买一块钱的东西，人家也会给你送到家，比如在拼多多上买一根绳子人家也会给我送过来。如果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想都不敢想。“后来我就想，我们国家凭什么在这样一个国际竞争大环境当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有更高的技术？我们有更好的管理？好像都没有！那胜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后来，我找到了答案，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有两个字——勤奋。前面张兆安教授说快递和外卖小哥是在以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提供便利，这一点我深表认同。”丁光宏教授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勤奋的基因，有这样一个优良传统，所以造就了我们对工作的执着，同时也造就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还造就了现在数字平台寡头对这种勤奋的无节制透支。“那么问题就来了。一旦无节制透支，就会有报复。我研究的是生命科学，我会把社会现象和生命机理进行类比。比如说，一个孩子发育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他长得更快一点，变得更聪明一点，做父母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华山医院或者比较好的神经外科医院看看，你们就会发现，小孩子当中有一类疾病叫神经胶质瘤，不治之症。看看这些孩子，你真的觉得上帝太不公平，一个一个水灵灵的，会说话，懂礼貌，很聪明，就是脑细胞发育太快，没有约束，演变成了肿瘤。”他进一步指出，神经胶质瘤源于脑细胞发育过快，无节制无约束最后形成肿瘤；平台经济亦是如此，如果没有节制没有约束，扩张的越快死亡的越快。

“不单单是神经胶质瘤，我们身体里的所有肿瘤都是因为无节制无约束。数字巨头也好，平台经济也好，无节制无约束就会导致最后的悲剧，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所以，必须要有监管、有法律法规、有基本准则。李易有句话我很赞同，某些数字巨头没有大智慧，有大智慧的话他们就不应该这样无序扩张。我也在想，如果这些巨头学过生物学，他们就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就会知道，肿瘤细胞是怎么发展的，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很清楚，一个肿瘤细胞放进培养皿，它把所有的营养细胞全部吃掉，然后营养没有了，它自己也死掉了。这是分子规律，人是由分子构成，也必须尊崇这个规律。”

谈到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丁光宏教授认为，这些辛辛苦苦的工友们，保障他们的劳动者权益其实就是保护平台经济。但是，现在平台资本往往有一种相当错误的认识——你要我给小哥买保险，那就是制约我的发展，所有制约我疯狂扩张、所有增加我运营成本的东西都是我的敌人，必须统统干掉。

关于数字零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丁光宏教授谈到去年在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的一次非正式交流，当时他就提出，现有劳动保障基于雇佣关系的原则是有问题的，在这种框架之下，劳动者一定要有明确的雇主，雇主和劳动者绑在一起才能把劳动保障固定下来，这个思路本身就有偏见，应该有更与时俱进的机制体制。

“肿瘤长得越快，爆得越快，死得越快。刚才李易教授谈到共享单车，我就很有先见之明，早早的就把押金给拿回来了，当时我跟我的学生们说，等你们要赎回的时候肯定赎不回来了。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丁光宏教授在发言尾声指出，这次座谈会形成的一些成果，应该整理出来形成专报和议案，他和张兆安、柴闪闪等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在明年全国两会上提出来，我们真的需要从法律层面维护中国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真的有一天，劳资矛盾恶化到网上不能订餐、叫不到车、收不到快递，民众肯定会把矛头指向政府，这不利于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所以，围绕平台经济与数字零工的矛盾，专家学者应该多研讨多探索，循序渐进，这对劳动者、对平台、对国家、对民众都有很大益处。

作为资深媒体人，新华社上海分社经济部主任何欣荣在发言中表示，这次以问题为导向的座谈会很有意义，近年来他也一直在关注新职业青年发展问题，而这个问题和数字零工有非常大的重合度。“近年来，主流媒体非常关注今天这个话题。三年前，我曾经组织采写过一篇《社保福利无人管 抽成罚款不手软》，当时，新华社给这种新就业形态起名网约工，刚才，我听了李易教授的引导性发言，感觉叫数字零工或许更精准更传神。”何欣荣称赞了《人物》杂志那篇特稿《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此后，全社会都开始关注起平台劳动者了，这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我感觉，对于平台经济，媒体这几年的报道风向变化很大。一开始我们主要是谈新模式要包容，现在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是在谈加强监管，这和平台经济生态的严重不和谐有关。”谈到自己对平台经济的调研，他有一些较强烈的感受。“一个领导老跟我抱怨，快递小哥没交社保，有关部门怎么也不管。我说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又怎么管。另外，平台经济目前基本上是以罚代管，不停传导压力给数字零工，你要知道，他如果被逼着太紧，可能会把怒火发泄到顾客身上，已经出现很多这样的纠纷。如果顾客再给他差评，收入受损，他更要转移负能量，这是传统制造业不存在的现象。这是蛮可怕的事情，已经带来了很多社会矛盾。”“另一个感受就是，尽管数字零工赚钱不少，但是普遍很焦虑。主要担忧两个问题，一是劳动每天简单重复，没什么专业技能的积累，反而不如农民和泥瓦匠；二是一旦无人机、无人车成熟之后，该何去何从。我在想，这些人一旦下岗该怎么生存，既没有传统保障体系支撑，又没有专业技能积累，这也会给政府和社会带来极大挑战。”

不过，何欣荣也表示，尽管当前情况严重，但是他对前景并不悲观，因为政府已经在加强监管，学术界舆论界对平台经济本质的辨识也在不断加强，在这种合力之下，数字零工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基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局邮件接发员柴闪闪在北京远程参与了座谈会并以《平台经济的社保缴费义务》为题发言。作为一线劳动者，柴闪闪坦言，身边有很多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似乎这已是农民进城务工首选过渡职业。“在和他们日常聊天过程中，我发现，这种用工模式给劳动者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目前的平台经济普遍利用众包模式来模糊劳动关系，劳动者一旦碰到意外，想获取应有的劳动保障非常苦难。”

柴闪闪在发言中提到了一个发生在武汉的悲剧——2020年5月6日，饿了么外卖小哥肖某送餐途中突然晕倒，后经抢救无效身亡。事后，其妻冯某联系饿了么争取工亡赔偿，协商无果后，冯向武汉市黄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庭上，饿了么代表认为，肖某只是具有临时性兼职性的网约骑手，公司与肖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或协商达成书面协议，也未约定劳动关系存续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无招录聘用、招工的事实。2020年11月初，仲裁委员会认定双方确实不存在劳动法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冯某的请求被尽数驳回。最终，此事经媒体曝光，饿了么在舆论压力之下，才提高了抚恤金。

他还提到了参保难问题，“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数字零工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农村人，现有社保制度使他们想参保但是无处可保，按照规定，没有稳定的工作单位就没办法参加社保。这些人进城以后，没有医保，简简单单一个感冒发烧，去医院，没有几百一千块，你根本出不了医院大门。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外卖小哥，家里有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孩子三岁不到，免疫力最差的年纪，三天两头进医院，一进去基本上千把块钱没有了，没有医保，只能靠自己掏钱，经济压力极大，所以，他只有没日没夜的接单挣钱，有一次，他开着电瓶车，实在太累了，开着开着就睡着了，然后就一头冲进了绿化带。”

柴闪闪还提到他观察到的一个现象。“现在很多承揽快递业务的所谓人力资源公司，自己人手不够，就会开辆大巴车跑到昆山，去工厂拉一些刚刚下班的工人客串快递小哥，这些工人兄弟大多数来自农村，急需改善自己家庭经济状况，所以，这些劳动者本来就有繁重的工作，干了一天流水线的体力活，下班后为了增加收入，又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连轴转，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年纪轻轻猝死的机率很高，而意外发生之后，基本私了，抚恤金很少很少。”

柴闪闪最后激动的说，“今天，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为我们劳动者集体发声，我代表一线劳动者，向大家说声谢谢。”

针对基层全国人大代表柴闪闪的呼声，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福利保险处处长杨永华作出了回应。“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联组会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新就业形态也是脱颖而出。要顺势而为。当然，这个领域也存在法律法规一时跟不上的问题，当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保障问题、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等。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杨永华表示，针对新就业形态的社保制度建设，国家已经有顶层设计，有明确时间表。

“大家最近应该已经看到了，针对平台经济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今年六月底之前正式推出。我非常赞同各位专家的观点，在就业方面，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就业，我们的目标都是实现高质量就业。尽管高质量就业目前还没有标准，但是，我个人认为，高质量就业肯定是有社会保障的就业。”

上海誉嘉律师事务所主任田原律师也针对柴闪闪的发言发表了个人见解。“数字零工，乍一听有损劳动者尊严，但是，当我们听完柴闪闪代表的发言以及前面李易教授的引导性发言，数字零工这个叫法还是非常准确的，因为这些劳动者的确没有任何尊严可谈，因为劳动对于他们而言体现不出什么光荣。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怎么用基本的法律规则来恢复他们应该有的尊严。”田原还特别提到了一部八年前公映的热门电影《中国合伙人》，“从这部电影上映开始，资本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淡化劳资关系的舆论引导，试图使雇佣关系慢慢变成合伙关系，而这种似是而非的合伙关系，有时候的确成功的让劳动者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地位，对于有些被洗脑的劳动者，我们甚至不能说他是一个雇员，他觉得这是侮辱他，他觉得我就是一个合伙人，非常有尊严的合伙人。”

座谈会最后一个主题发言人是知名劳动法专家、民盟上海市委法制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陆敬波律师，他的发言主题是《关于数字零工权益保障的法律短板及其应对的几点思考》。正式发言前，陆敬波律师先讲了三个真实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前段时间到北京出差，坐滴滴，上车之后跟司机聊天，我说你做得开心不开心？他说我很开心，我是赚外快。我说你本职工作做什么？他我说本职工作是铁路工人。铁路给我基本工资，给我缴社保，一周只上一天班，我就是出来赚点外快，感觉挺舒服的。但是，我周围开滴滴的，河南、河北来的，他们很多就住在车上，一连好几天接单拉客，吃饭睡觉都在车上。结果，好多人四十几岁就死掉了，没日没夜，过劳死的。”

“第二个故事——也是跟一个滴滴司机聊天，我说你做得开心吗？他说不开心。我说为什么不开心？他说老是被平台罚款，从来不奖。我说为什么被罚呢？他说罚款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接客人迟到几分钟，明明我按时间到了，客人十五分钟后才出现。明明快到奖励的时候，不给你派单了，永远拿不到奖励。永远罚罚罚，永远没奖励，也没人管。”

陆敬波律师表示，数字平台巨头对数字零工究竟有没有控制权、管理权，第二个故事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三个故事——就发生在我身边，一个远亲，河南农村小伙儿，他在上海打工，就住在我家，住了好几年了，做房屋中介。前几年在某房产中介公司，穿的衣服都是公司的制服，后来我问他，你社保在什么地方？他说我的社保在深圳。我再问个税，他说个税好像也在深圳。结果我发现，他的劳动协议是跟深圳某人力资源公司签的。我这个远亲小伙儿就这样稀里糊涂干了好几年，本来在上海交几年社保就可以在上海买房子了，现在看来，肯定是没资格了。前段时间，他跳槽到另外一家房产中介公司，他跟我讲换地方了，我问他，这次劳动合同怎么签的？他说，这次根本没签纸质合同，就是在手机里下了一个APP，在APP上他就把入职手续给办了，很方便、很潮流、很数字化。我说，你原来被劳务派遣，现在呢，连劳务派遣都算不上了。结果，才入职一个星期，嘴上就长疮了，压力好大。我问怎么回事？他说有指标，这个指标，那个指标，根本完成不了。最可笑的是，他还告诉我，现在是公司的合伙人了，据说有合伙人协议的。。。”

尽管三个真实的故事都很悲剧，但是陆敬波律师也非常欣喜的提到，不久前，江苏淮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一个对平台劳动者有利的生效判决，这让数字零工看到了希望。

在正式发言中，围绕数字零工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失衡，陆敬波律师重点谈了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劳动报酬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劳动报酬的克扣，老是扣，没有奖，说扣就扣，扣了你有什么办法，一点招都没有。

第二个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很多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就是没日没夜的干，疲于奔命。

第三个问题：劳动保护问题。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在大马路上飞驰，与红灯作斗争，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种安全隐患。

第四个问题：工伤保险或者叫职业伤害保险问题。

第五个问题：职业培训问题。平台经济基本上否认劳动关系，既然你我是合伙人关系，那么平台根本没有任何义务对你进行职业培训。但是缺少职业培训，导致的后果非常可怕，职业培训缺失是一个大问题。

第六个问题：救济渠道缺失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有了劳资纠纷你完全可以找劳动监察或劳动仲裁，但是数字零工和数字平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也就没有救济渠道。另外，这些数字零工，他们互不认识，没有组织，不像正常单位同事还能相互联系抱团取暖。他们要参加工会，还存在法律障碍，按照现行工会法规，哪些人可以参加工会？必须是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它强调工资收入。而工资收入的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数字零工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工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两会政协联组会上提了一个要求，把新就业形态的法律短板及时补齐。”陆敬波认为，要补齐这个法律短板，就要从平台用工弱从属、弱保障的矫正做起，资本和社会要承认这种弱从属、弱保障的新型法律关系，法律短板的补齐，必须要通过立法来解决。   

《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副院长裘正义博士，以一个资深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对座谈会进行了总结性评议。

“若干年前，我参加了很多类似的座谈会，当时全社会对一些新经济形态很狂热，一下子涌现出很多新观点、新思潮、新概念。如果把时间轴压缩一下的话，今天的座谈会颇有回顾会、反思会的味道。个人感觉这非常有意义。”

“常人不一定有常识，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数字零工而言，由于个人的能力、经验、学识，加之资源不对等、信息不对称，他其实很难做出对自己对社会最有利的选择。所以，我经常说，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传播常识，回归常理，这真的很重要。”

“前段时间看过一个内部报告，专门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社会风险问题，其中，劳资矛盾存在很大的风险，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不是极端个别问题，它存在结构性、系统性的风险。对上海社科院这样的国家智库来说，关于社会风险的预判及评估，是一个很必要也很重要的课题。总之，我觉得今天的座谈会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研讨，我也期待以后可以更聚焦一点、更深入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讲得更深、更透，真正使得我们在新经济中走出我们自己的道路。”

傍晚六点暮色渐沉，座谈会接近尾声。王振教授作全场总结性发言，他笑称，“上海社科院开座谈会开到下午六点钟的还真不多见，关键是气氛还始终如此热烈，真心欢喜。”王振教授指出，各位嘉宾的发言质量很高，既有批判性又有建设性，既有前瞻性又有回顾性。最后，他也再次呼吁，专家学者及媒体记者应持续关注平台经济和数字零工之间的矛盾问题，为积极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持续建言献策，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就在本次座谈会结束后的第三天，4月27日晚，在北京卫视系列纪录片《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播出的纪录片中，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了一天送外卖的感觉。有一单跑了近一个小时只挣了6块6，送晚了还要扣60%的收入……当日，他最终只完成了5单送餐，仅收获了41块钱，此前一天挣100块钱的目标连一半都没完成。在片尾的镜头里，王林副处长累瘫在马路牙子上：“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